采访他之前，让他挑几个自己熟悉的地方。他想来想去，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其实对这座城市一点都不了解。
十几个年轻的男孩女孩远离家乡，一同坐着火车从新疆来到北京，陈建斌就是其中之一。
火车开了三天三夜，这群青年异常兴奋，一路唱着歌驶进北京。在中戏，他们一同生活了四年，一起上表演课，一起排练小品作业，一起唱歌，一起喝酒。
那一年，陈建斌20岁。因为之前曾有过考试失败的经历，所以他格外看中这次去中戏求学的机会。在等待中戏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，他辗转难眠，给老师何炳珠写信，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一个实现艺术理想的机会：
请您不要嗤笑我的轻狂，我今年就二十岁了，早已不是不自量力的孩童，自我接触表演的那天起，到一无所成的今天，我清醒地明白我的一点，我的一生不能没有艺术，不能没有表演，不能没有这个唯一让我狂热，让我不能自已，让我沉醉，让我觉得生活还有乐趣，让我为它激扬奋发，斗志不渝的东西……
2013年《鲁豫有约》采访中戏90班的同学时，李亚鹏称陈建斌是把艺术当做自己生命的那种人。
搞先锋话剧，至今仍是陈建斌最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。四月即将上映的电影《第十一回》，其实就是讲剧场和生活的关系，这也是陈建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
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，被市话剧团拿来改编成舞台剧，陈建斌饰演的马福礼作为当年杀人案的当事人，自己的生活也因为旧事被重提而再起波澜。
他一边忙着和话剧团导演胡昆汀（大鹏饰）掰扯，一边寻求真相为自己翻案，同时还要处理自己与妻子金财铃（周迅饰）和女儿金多多（窦靖童饰）剑拔弩张的关系……
这是陈建斌的第二部导演作品，他把早年的舞台剧经验用到这部电影里，赋予其骨和魂。
五洲大酒店17楼行政酒廊是陈建斌在北京第三个最为熟悉的场所，那里正是他现在经常搞创作的地方。
改编后的版本已经跟最初的故事有很大差别，但核没有变，只是改变了故事走向。“它不是像原来那么简单，就是说他要翻案，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地排练，一次一次地能够找到我们以为的真相。”
《一个勺子》是陈建斌的导演处女作，讲西北农村的生活，当年拿了很多奖，但他如今再看这部电影，觉得只是刚刚及格而已。他觉得《第十一回》要比《一个勺子》拍得更好，如果说《一个勺子》有 60分，那么《第十一回》就有70分。
陈建斌从未担心过周迅贴合不了这个角色。“因为我是职业演员，我觉得职业演员应该什么都可以演，它只是有一个度，就是你能不能演得很好。有些角色你会演得非常好，但有些角色你可以完成，只是没有那么精彩。而像周迅这样的，她属于非常天才的演员。”
窦靖童也一样，她在影片中饰演陈建斌的女儿金多多。陈建斌他们最初在创作这个角色时，就是拿窦靖童举例，“说多多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像窦靖童那样的，看上去很叛逆……”
但其实一开始，陈建斌并没有请窦靖童来出演金多多。他们当时找过很多演员，专业的，非专业的，很多人一听说要演周迅女儿，都表示愿意演，她们都很高兴。但是一进组和其他演员搭戏，感觉总是找不对。后来周迅提议，可以找窦靖童来演。
“我当时做这个决定真的很艰难，人家跟着一起排练了一个多月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能骗我自己，还没开拍，我都觉得没有化学反应，我说这个不行，我觉得特别的抱歉。”
“有些时候想象里的东西跟出来的东西是有距离的，必须得这个人坐在这儿，你才能看出来他们是不是（搭）。最后这个人物配置，基本上我还是很满意的。”
他说，在这部戏里面，“我认为所有演员的表演都应该算他们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。”
“电影结束的时候，第十一回才出现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电影是一个90分钟的预告片，它要讲的是什么呢？是这个电影结束之后，观众所面临的想象和生活，那个是第十一回。”
他说，这个片名又不商业又不艺术，太叫人摸不着头脑了，但这个名字又对他太重要，因为“这个名字才是这个故事的灵魂。”
一部电影，从有想法到创作剧本，到拍摄，再到最后成片上映，这个过程中有痛苦，有快乐，有时候也会有遗憾。
电影从拍完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年，陈建斌在不断回看它的过程中，总觉得有些地方还不够完美。有几场戏，几个细节，他总会觉得，如果能够重新拍一遍，一定会更好。
“我觉得电影实际上是各个方面的一个配合，它考验这个导演的综合素质，文学的，绘画的，对表演的，对很多的，你某一个方面可能是强的，但某一个方面可能有不足，那么你这个不足在电影里就会显现出来。这个不完美不影响观众的观影，只是这个导演他进步了，他不再是两年前的他了，他能够看出自己的问题和毛病和改进的办法。”
鲁豫是提前观影的那一波人，她觉得电影很好看。但陈建斌一直担心，对于观众来说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故事太复杂。
今年春节档，他看了几部电影，有时候会想，人们或许是不是不需要太复杂的电影和故事？鲁豫觉得他多虑了，“观众其实不怕烧脑，只怕你不够烧脑。”
对于电影票房预期，陈建斌没有太高要求，只希望至少能收回成本。电影拍摄成本5000多万，收回成本差不多要两个亿。对于艺术，陈建斌一向都是自信的，并没有太多焦虑，但对于票房，他确实也会有一点点担心。
“当时我们选档期，我都很受侮辱，我问这个档期行不行？他们说这个档期不行，这是暑期档，会有这个电影，那个电影。我又问那个点行不行？人家说那个点也不行，那个点是那种电影……躲来躲去，就感觉365天，每一天都不适合。”
“我要是一个戏的演员，你让我弄这个，我才不会做。但当我是导演的时候，他们提出请求，我就无法拒绝。我就穿上袍子在那拍，这种感觉真是太奇怪了。”
“我看猫眼上每天分析票房，它有一个数值叫观影人次。比如你的票房超过了20亿30亿，中间就出现一个数值，有6000万或者是几千万人看这个电影。比如说你的电影只有几千万或1亿票房，观影人次就是几十万或者100万，这个区别是很大的。
当然，陈建斌也知道，票房只是一个数字，好票房的标杆被提高了，但是好电影的标杆并没有改变。就像一些他特别喜欢的导演，也并没有拍出票房排行榜最好的电影。
“像伍迪·艾伦，拍了那么多电影，真正赚钱就几部，但每年都有人给他投钱拍。他每一部投资也都不是很大，但他总能找来特别多的明星大腕给他演，其实就是品质，好电影，不管是对演员还是对观众，都是有吸引力的。”
“我还没有到一个专业的导演。我拍得太少了，才拍两部。我觉得三到五部之后，我才可以称之为一个比较专业、职业的导演，我现在这个状态跟客串是一样的，客串导演。”
他不知道再拍一部作品，是否能完成到从业余导演到职业导演的飞越，他只知道，成为导演对自己有着更大的诱惑和吸引力。比起演员，作为导演出现在片场会让陈建斌更兴奋。
他仍然喜欢表演，只是像曹操、乔致庸这样能让他兴奋的角色越来越少。这几年，他尝试过去演霸道总裁，很认真地演，非常严肃地创作这个人物。但尝试过之后，他的结论是，有些时候不能乱尝试。“就像小津说的，我是做豆腐店的，我只卖豆腐。”
那些他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，都有这样的品质，对自己、对世界都有清晰的认知，从来不做无谓的妄想，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。
小津安二郎如此，伍迪艾伦如此，高仓健如此。“他们很聪明，不用折腾就能得出这个结论，他的人生没有这个弯路。”
“就像卓别林这样的人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代表着一种东西，一个演员一辈子，给你创造一个形象一个符号，对观众很重要，连他自己都不能打破。
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所有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建立在虚幻的形象和符号上面，生活本身就是这样，你一旦把这个信念感破坏了，那么所有东西都变成虚妄，这个人就无法适应这个真实。
《第十一回》里也讲到这个东西，你不要老把真相拿出来尝试，尝试它，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破坏掉。”
说起戏剧和电影，陈建斌总是滔滔不绝。采访当天，他和鲁豫，两个影迷，聊了一路电影：
《最后一班地铁》《老枪》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《珍珍的发屋》《雅马哈鱼档》《街上流行红裙子》《都市里的村庄》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《女大学生宿舍》《魔方》《红衣少女》《血总是热的》《青春祭》……
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，电影不仅仅只是电影，它是艺术，塑造了你的审美，你的人格，你对于世界的看法。
“所以我觉得艺术品对个人而言特别重要，它有自己的价值，但对个体来说，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，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，这个太重要了，早就超越了电影本身。”
那天他们去酒吧，陈建斌还一时兴起，唱了《青春祭》里面的插曲《青青的野葡萄》。
那天他还唱了《第十一回》的主题曲《三毛钱爱情》，词曲都是陈建斌自己写的。
“有一天我们在重庆，早晨起来，我看到小儿子在房间里跟扫地机器人大战了20多分钟，满头大汗，最后以小儿子被叫去吃饭告终。我拍了下来。下去时我还看了一眼那个机器人，我觉得机器人还是赢了。它并没有因为遭受那么多的不公而不工作，它还认真地工作。
那天我看到他们俩大战，想到了好多事，我真的觉得就好像我们人类跟我们自己创造的生活的关系一样，我觉得我们（在跟一样东西较劲时）就像两岁的小孩一样，特别可笑。”
这个新疆男人，他在家庭生活中，争吵时永远都是向家人低头认错的那一个，但在艺术理想上，他说，“从来没有屈服过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