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国，“翻译”作为一个词出现，是在南朝的梁慧皎《高僧传》中：“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得弥沙塞律梵本，未被翻译，而法显迁化。
”但是翻译的工作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早得多。早在周朝时期，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的官职。《周礼》中称当时的翻译官为象胥(“象胥，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，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，以和亲之。”)《礼记》则对负责东南西北四方的翻译人员给予了不同的称呼：“五方之民，言语不通，嗜欲不同，达其志，通其欲，东方日寄，南方日象，西方日狄，北方日译。东汉以前，我国的翻译活动主要是各民族为沟通交流所需要的口译。佛教传人中国后，才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面翻译。这种佛经的翻译肇始于东汉，发展于魏晋，到唐代臻于极盛，至宋代逐渐式微，入元代已近尾声。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，如东晋时期的释道安、唐代的玄奘等。他们不但有大量的翻译实践，还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标准和方法等方面的见解。比如释道安提出了“五失本，三不易”的翻译理论，“五失本”是指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译文不同于原文，“三不易”指翻译工作中的三种难事：难得恰当，难得契合，难得正确。“五失本”与“三不易’’从理论上解决了“质”与“文”的关系，即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，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。开创佛典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(344—413)。他主张只要能存本旨，就不妨“依实出华”。后人称道他的译品“善披文意，妙显径心，会达言方，风骨流便”。到了唐代，佛典的翻译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。玄奘不但提出了“既须求真，又须喻俗”的翻译原则，而且还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。诸如增补、省略、变位、分合、替代等一些在现代翻译教科书中常讲常练的翻译技巧，在玄奘的译经中已经运用得存乎一心，十分熟稔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