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西周时期的井田制，到春秋战国时期趋于土地私有化，生产力发展只是外部因素，更多的推动力，来自生产关系、社会形势、管理主体等内因。
就拿生产关系来说，打一个比方，一家之长领着几个孩子过日子，指挥孩子们按时到“公田”参加劳动，收了粮食归家长保管，孩子们吃饱了饭就行，没有自己的粮食储备。家长有威信时，这种生产关系没问题，但随着孩子们长大了，生产工具进步了，这些分家单过的孩子们也就不满足于仅仅吃饱饭了，也不满足于存有少量余粮了，所以就不安于听从指挥在“公田”上劳动，加之家长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，这种情况下，原来的“公田”就名存实亡，最后彻底消失，相反的，成年孩子们手里的“自留地”就大片增长。
这只是简单的比喻，下面以晋国为例，分析导致土地私有的内因。
但到了春秋时期，宗室成员间的斗争加剧，这种以大宗、小宗、亲疏远近为原则的分配制度，反而加剧了宗室成员争夺王位的激烈程度，为了获得土地分配权，不惜生死相争，《史记》评价春秋时期的状况：
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,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,不可胜数 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晋献公上任后，鉴于公族成员争战的教训，废除了宗法分封制，消灭了大量公室贵族，同时又将一些非公室成员列为新的贵族，逐步终结了宗亲血缘纽带下的土地分封制。
到了晋惠公时，出于与秦穆公抗衡的需要，推行“爰田制”以收买人心。这一临时制度的主要特点，就是对晋献公的分配原则进行了范围扩大，已经不只限于高层的非公室贵族，所以其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王室土地所有权下移到非公族公卿大夫、甚至平民，在造成公卿大夫势力扩张的同时，也加剧了土地兼并斗争，造就了拥有大量私有土地的新兴地主阶级
晋国公卿大夫对私有土地的贪欲日益加大，在晋文公时期还没有影响到晋国的根基，但随着公卿势力的不断加大，到了春秋后期，已经到了王室不能命令公卿大夫的地步。王室不但不能收回交由公卿大夫代管的土地，也不能阻止公卿大夫之间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的兼并斗争。在此时期，公卿大夫的私有土地收入不但可以全部归自己所有，而且还可以转赠、交换、买卖。
春秋后期，晋国六卿的势力，已经完全取代了晋国国君的地位，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实力，都把争夺土地作为首要目标，只有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土地，才能有资本供应军队，提高战斗力。这种竞相扩张的直接结果，就是后来的赵、魏、韩三个卿大夫集团的“三家分晋”。
到了战国时代，土地私有化的范围，已经从公卿大夫扩大到士、平民。以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为例，实行这种土地管理制度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普通劳动者的耕种积极性，从而提升整体国力。看商鞅奖励耕战的力度，也就知道土地私有化的广泛程度：
能得爵首一者，赏爵一级，益田一顷，益宅九亩。（《商君书》）
也就是说，一个普通士兵，如果在战场上英勇杀敌，就有可能白手起家成为“地主”。这个时候，国家对民众的管理原则，已经从土地的分配权，向赋税的征收权转变，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，土地私有化不但是得到绝大多数国民欢迎，同时也已经得到了国家管理层的认可。
